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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天時間里，香港政府快速立法，罕見地未經立法會通過就直接生效奶粉限制出境令。有香港本土學者認為，這是所有備選方案中最壞的選擇，明顯違背自由貿易原則，是港府迎合民粹的需要。但對於廖偉棠等陷於“奶粉荒”的香港家長來說，所謂“自由市場”理論，還不如幾罐奶粉來得更真實。
特約記者_張倩燁 香港報道
3月2日晚上，香港詩人廖偉棠在facebook上發了一張兒子初初的照片，並附了這樣的一句話：“爸爸在微博上以一敵千，就為了捍衛你的權利。”在這之前，這位在網上喜歡暢談詩歌的詩人，在新浪微博上，就港府出台的奶粉限制法令，已經與內地網民辯論了一整天。
他要為兒子口糧而戰斗。
今年農歷新年前後，廖偉棠在自己居住的小區內買奶粉，卻尋不見一歲多的兒子所需要的品牌。“正趕上小孩要戒奶的時候，奶粉荒發生了，到處都買不到奶粉，我們就很心慌。”心急的廖偉棠在微博上求助，結果靠住在香港離島(屬於香港的小島)朋友幫忙才買到幾罐奶粉，好歹挺了過來。
“其實奶粉短缺在過去幾年也曾出現過，但今年新年前後情況特別嚴重，”香港媒體編輯彭偉豪，女兒還不到兩歲，他分析說：“去年龍年，內地出生的嬰兒增加了不少，春節前好多內地人來香港採買奶粉，水客也在囤貨。”
據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稱，今年1月收到的奶粉投訴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其中超過四分之一與供應不足有關。
自2008年奶粉業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後，內地消費者對國產奶粉喪失信心，開始轉向消費港版奶粉和在香港出售的原裝進口奶粉。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香港消費者要面對與內地的“奶媽奶爸”爭搶香港奶粉的壓力。
根據香港政府的數據顯示，在2006年至2012年間，香港本地市場出售的配方奶粉數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本地出生的嬰兒增幅僅為1.2至1.3倍，說明配方奶粉的非本地需求的比例更高；而據香港食物及衛生署2012年11月的統計數據，香港每月進口約400萬罐奶粉，其中約300萬罐經香港中轉出口，大部分被水客運往內地。
於是，在香港，一方面奶粉被大規模中轉出口，而另一方面本地家長因買不到奶粉而怨聲載道，繼而將矛頭指向來自內地的採購者和水客。
為確保嬰兒奶粉供應，2013年3月1日，香港開始實施針對奶粉的出境限制令，規定離境人士所攜帶出境的配方奶粉每人不得超過1.8公斤(約兩罐)，違反者最高可被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
新法出台後，過去經常斷貨的超市、藥店，逐漸補足了最緊俏的幾種進口品牌奶粉。廖偉棠終於不再為兒子的奶粉發愁，但也因支持港府的這一政令，卷入了一場與內地網民的口水戰：
“去不了香港的屌絲娃就活該喝毒奶了？”網民“衝鋒的豬”質問道。
“屌絲之為屌絲，是因為他不懂反抗。”廖偉棠迅速反擊。
在他看來，內地家長一開始就應該向政府施壓：“正是有這些不批評政府卻批評香港的人存在，才會有毒奶！” 3月10日晚，雖然已經被內地網民“圍剿”得疲憊不堪，但面對《南都周刊》記者的提問時，廖偉棠仍然頗為強硬地堅持自己的觀點。
保衛奶粉
這並不是廖偉棠一個人的戰爭。
早在1月，香港網民就集合力量，發起了“光複香港，還我奶粉”的線下行動。1月27日，幾十位網民在旺角東車站外見到水客就上前圍堵，警察不得不出面調解；此前還有網民將一張內地游客在港購買很多奶粉並裝入旅行箱的照片貼在facebook上，並稱“搶奶粉賊不止在上水，他們已經入侵港九個區。”
在他們在抗議聲明中，將矛頭對准自由行，要求“開拓其他國家旅客來源，取回入境審批權，政策制定以港人利益優先”；在他們的行動中，“蝗蟲”成為內地水客的代名詞。
“去年香港針對內地游客發起‘蝗蟲論’的時候，我曾經做出過努力，表示反對。”也正因為這樣，廖偉棠曾與推崇“城邦自治”的《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就這一議題在facebook上進行辯論，結果把兩人本來不錯的朋友關系搞得很殭。為此，香港“右翼群體”在高登論壇上(香港本地網絡論壇)還把廖偉棠劃為他們眼中的“左派”。
2013年之後情況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在看到廖偉棠在奶粉問題上的表態後，“右翼群體”恍然大悟：“這家伙原來是我們的人！”
“人為、粗暴的劃分派別，不光內地有，香港也有。”這位語氣溫和的詩人很無奈。
從2012年年底到今年2月，在“奶粉荒”最嚴重的這幾個月里，運送奶粉的水客、購買自用奶粉的普通內地游客，甚至連香港的藥店、超市，都成為部分港人眼中造成奶粉荒的罪魁禍首。
位於銅鑼灣時代廣場對面的“人民公社”書店，兼營進口奶粉已近十年，老板鄧子強說，2008年之後，內地消費者開始取代香港人，成為店鋪里奶粉的主要顧客。
鄧子強對《南都周刊》記者說，書店會時常向外派發奶粉傳單，有一次傳單被掃描放到高登上，結果他一晚上就接了三百多個恐嚇電話，“說我向內地人賣奶粉，是‘香港叛徒’。”
在語言與肢力暴力之外，香港健康的市民社會也開始展示力量，本地父母們開始了自救行動。有家長在“親子王國”網站交流搶購奶粉心得，轉讓手中多余的奶粉。
一位家長問：很多人搶購美素奶粉，那惠氏奶粉會不會同樣難買到？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係內地賣廣告果□都比較難買(在內地做廣告的奶粉品牌都比較難買)。”
另有家長在該網站提議：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子女派發糧票，憑票到指定民政事務處換購奶粉，同時規定奶粉商須預留足購存貨給政府。媒體將此呼籲稱為“港人港奶”行動。
26天緊急立法
就在奶粉成為香港社會問題的時候，今年1月下旬，香港學界、時評界人士展開了一場論戰，為解決奶粉荒問題提供“出口”。
時事評論員黃世澤建議，可通過動用法律手段限制奶粉出口。一方面將奶粉列為“儲備商品”，在香港《儲備商品條例》中加入嬰兒食品一項，就可以禁止內地游客未經批准攜帶大量奶粉出港的問題，並強制奶粉進口商的存貨量以滿足香港的需要；同時也可通過修改《進出口條例》，禁止輸入或輸出任何商品，或對進出口個別商品實施限制，以達到限制奶粉出口的目的。
但香港公開大學副教授李德成卻認為，此舉增加了海關人員的管治成本。他建議“寓禁於征”：在進口層面對奶粉征收重稅，再以現金補貼香港居民購買奶粉。為減少行政費用，他建議補貼經費以一次付清或每年一付的形式支付給本地嬰兒家長，以四年為限。
另一位在香港頗有公眾影響力的評論員練乙錚表示，“在當今特定的體制環境下，所出問題的性質是經濟的，傳到香港，導致本來好好的香港市場機制失靈。”他認為，解決市場失靈最低成本的辦法，就是在香港海關向出境者征收奶粉離境稅，而非限制出境。
意見領袖們提出的方案得到了政黨集團的支持，並得以進入港府決策程序。1月28日，立法會議員、香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以黃世澤方案為藍本，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修訂《儲備商品條例》，以限制奶粉出口。
另一位立法會議員範國威也在當天提出，應同時修訂《進出口條例》(第60章)及《儲備商品條例》(第296章)，以禁止從香港出口配方奶產品行為。
民間社會運動與意見領袖的游說雙管齊下，令港府不得不匆忙行動。2月4日，香港立法會食物安全及衛生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香港奶粉短缺問題。在會上，自由黨副主席、代表批發與零售界的香港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方剛，對限制令提出強烈反對，他認為，港府一旦介入奶粉市場調節，將破壞香港自由市場地位，“樹立壞榜樣”。
而受到“囤積居奇”指責的美素佳兒和美贊臣兩大奶粉公司方面則表示，已增加本地奶粉供應量，並保証不會漲價。
2月4日當天，香港食衛署署長高永文公開表示，由於“零售供應鏈失效”，建議修訂《進出口(一般)(附屬)規例》，並從2月7日開始的短短12天時間內，開放向公眾的意見征詢。
港九藥房總商會在向政府提出的建議中認為，“父母之恐慌源於短時間內未能買到其所需要之奶粉，部分品牌於傳統零售店貨源不足，部分供應商與零售點缺乏溝通，消費者對貨源缺乏資訊。”零售管理協會還建議政府延長征詢期，因為12天征詢期還包括了七天春節假期。
但這個延時建議沒有被採納。食衛署署長高永文表示，“考慮到春節後水貨活動可能卷土重來，必須從速立法。”
2月22日，香港政府正式在憲報刊登《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建議規定除非獲工貿署署長發出許可証，否則禁止從香港輸出供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粉，包括奶粉或豆奶粉。規例限制每名16歲以上人士每日只可攜帶1.8公斤奶粉出境。此規例於3月1日正式生效。
在宣布立法的同時，港府開設了熱線電話，本港家長可以電話預約訂購奶粉。廖偉棠說，熱線開通一星期後，奶粉恢複供應。於是，他正式給小孩戒奶。
挽回民望？
在不到一個月的短時間里，港府破例快速立法，罕見地未經立法會通過就直接生效一項法令，倉促間，在內地與香港引起了很大的反彈。在新浪微博，光“香港奶粉限購”就有近90萬個帖子。
廖偉棠認為，在此次奶粉風波中，內地網民對香港的政策出台原因、刑罰實施細則缺乏了解，港府負有解釋不力的責任。而他一條關於限制令的長微博，反倒讓自己成了港方的新聞發言人。
零售管理協會曾在征詢建議中預估，限制政策並不能真正限制水客，反而會激勵那些不受攜帶奶粉限制約束的人群做水客，且未必可解決個別零售點奶粉短缺現象。
店家鄧子強也認同這一判斷，在接受採訪的一小時里，他先後接聽了四通電話，每次都用稍稍拗口的普通話向內地大宗買家解釋：由於港府新政策，現在從店里向內地發貨，成本提高了，每罐奶粉付給水客的運費要增至60港幣。電話那一端，對方無一不是一口答應，並對漲價行為表示理解。
法令生效一周後，葉劉淑儀表示，該措施應在一定時間內作檢討，但不能明確何時失效，否則只會讓走私奶粉行為死灰複燃。
在香港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方剛看來，香港政府如此著急推行此令，不過是為了挽回民望。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統計，自上任以來備受低民望、誠信缺失困擾的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年二月初的民意評分僅為46.3分(滿分為100)，跌至上任以來新低；限制令出台後，二月末調查結果顯示，梁的民意得分上升至48分，民眾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率也上升了兩個百分點。
自由港還是自殺港
香港是否真的奶粉緊缺？早在今年2月初，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主任雷鼎鳴教授就曾撰文表示，總體而言香港奶粉不算缺貨，若說偶然缺貨，通常是局部地區性的，或是指一個品牌某個階段。
他的這一判斷得到了鄧子強的印証。鄧子強表示，農歷新年前後出現的“奶粉荒”，主要是美素佳兒與美贊臣兩大進口品牌的短缺。但這兩家奶粉商都曾向媒體公開表示存貨足夠，值得畫問號的是掌管本地市場的供應商，“(他們)希望漲價，多賺錢嘛”。
但對廖偉棠這樣的家長來說，即便是短期、個別品牌的“奶粉荒”，也會導致“人心慌”。“我們從來不囤奶粉，一直認為買到奶粉就跟能買到醬油一樣容易，從來沒想過，還要在微博上求助，”廖偉棠說，“所以之前覺得很焦慮，一直壓力很大，有時候在微博上也容易激動。”
廖偉棠在微博中說，香港的境外奶粉存在進口配額問題，因而不能無限供應。對此，雷鼎鳴教授有不同看法：“香港根本不是奶粉原產地，最多算是轉口港。理論上，就算需求增加，奶粉也可近乎無限量輸入增加供應。人口200倍於香港，但內地人購買香港奶粉的仍是極少數。香港奶粉的轉口量就算10倍甚至100倍於本地消費，慣於面對世界市場的香港為什麼不能應付？”
他認為，現在港人對內地客人買奶粉感到刺眼，只是因為轉口的形式是螞蟻搬家，不是大規模的貨運，“效率低下而且擾民”，所以問題不在市場是否被巨大的需求扭曲。“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限定出口配額是所有備選手段中最壞的政策，明顯違背自由貿易原則。”雷鼎鳴向《南都周刊》記者表示。
但對廖偉棠來說，所謂“自由市場”理論，還不如幾罐奶粉更真實。“有些原教旨市場主義者認為港府的規定破壞了自由貿易原則，但很多東西不是用錢解決的。”他在微博上跟一位網民爭論說，“我們可以接受買貴奶粉，但不接受買不到奶粉。”
“我本來就不是極端市場主義的信奉者，而且美國、香港以前都有過政府幹預經濟的措施。”被視為“自由派詩人”的廖偉棠，此次在奶粉問題上的發言，令不少熟悉他的內地民眾感到陌生，有人給他扣上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信奉者的帽子。
“問題是沒有義務說我孩子吃不上飯還要知恩圖報，”廖偉棠說，“這個城市只能自保，自由港不是自殺港。”
支持限制令的香港社區發展培育動力政策研究員林鴻達也表示：“貿易自由”與“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相比，“任何一個向人民負責的管治者必會採取後者的立場。”
但在雷鼎鳴看來，香港政府正在向民粹主義低頭。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的呼應，後者質疑港府修改法例是出於擁抱民粹的考慮。他在全國“兩會”期間表示，香港政府的做法不符合基本法第115條有關保障自由貿易的條文，“會危害到香港自由市場的聲譽及地位。”
對此，特首梁振英的回應是，限制措施是“迫不得已”，非出於迎合民粹，目的是確保本港嬰兒有奶粉供應，希望內地民眾可以理解。
自由行帶來的矛盾
“奶粉新政”生效兩天之內，香港海關至少已經拘捕25人，檢獲115罐奶粉。在微博上，許多原本同情港人的內地網民認為，此項刑罰太重，有歧視內地同胞之嫌。但香港保安局局長黎國棟表示，“罰款50萬元港幣、監禁兩年”只是最高刑罰，通常情況下不會採用。
一些內地網民認為，香港的“奶粉新政”完全“忘恩負義”。在他們看來，內地赴香港自由行的開放，對香港經濟發展也作出了貢獻。2003年 “非典”時期，香港經濟蕭條。疫情過後，為刺激香港經濟複蘇，內地開通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同時簽署CEPA。十年來，僅從深圳邊檢進出香港的內地游客就達16億人次。
但也正是“內地恩賜香港”的心態招致了香港人的反感。談到內地自由行對香港經濟帶來的“恩惠”，廖偉棠更是感到不平：“好多人說(內地)自由行，香港從中獲益，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做生意，都能從中賺錢的。”
在廖偉棠看來，自由行帶來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物價漲得厲害。在內地游客最多的油尖旺一帶，“原來很多的民生小店都被迫搬遷，商家會把店鋪租給那些做游客生意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書店，原來有很多二樓書店，現在都沒有，改到三樓、四樓了。”
以香港島最繁華的銅鑼灣商業區為例，今年1月，經營了42年的老店“利苑粥鋪”因無法維持高昂的店鋪租金而關閉。自2012年至今，整個銅鑼灣地段已有12家老字號店鋪因租金上漲而被迫停業或搬遷，其中時代廣場的UA戲院讓位於LV店，新店租金達2000萬港幣。推開這間LV店門，講普通話的消費者比比皆是。
過去十幾年間，內地“雙非”父母在香港產子，不僅導致醫院里香港本地孕婦的床位緊張，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生於香港的孩子又開始面臨與香港本地學生爭奪學位的問題。
“沒有自由行，香港好多了。”現在，廖偉棠總覺得十年前的香港更美好。
廖偉棠的父親是香港人，媽媽是內地人，他與弟弟妹妹只能生活在內地，一家人不能團聚。1997年8月15日，因為“回歸”新政，22歲的廖偉棠以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身份成為001號獲准來港者。作為新移民，他經歷了這15年來內地與香港的摩擦。
在經濟與社會形態逐漸遭到“大陸化”的威脅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驟然上升，“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社會資源層面的分配問題令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族群矛盾突現出來，港人的身份認同再次成為族群矛盾的關鍵。
在兩地矛盾加速擴大的背景下，寄望於香港奶粉反哺內地，無論從情感還是現實出發，都顯得有點失衡。
“我的孩子在我的城市吃什麼，是他的自由和權利，”廖偉棠說，“你硬要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城市應付十數億人口國家的需要，這是不可能的。”
話音剛落一周，他又在微博上抱怨起來：許多內地同胞信不過國產水痘疫苗的品質，帶小孩來香港接種疫苗，導致私立醫院疫苗缺貨；已經向醫院預約接種三個月的兒子初初，至今排不上號。
(內容由新浪北京提供。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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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_張倩燁 香港報道
3月2日晚上，香港詩人廖偉棠在facebook上發了一張兒子初初的照片，並附了這樣的一句話：“爸爸在微博上以一敵千，就為了捍衛你的權利。”在這之前，這位在網上喜歡暢談詩歌的詩人，在新浪微博上，就港府出台的奶粉限制法令，已經與內地網民辯論了一整天。
他要為兒子口糧而戰斗。
今年農歷新年前後，廖偉棠在自己居住的小區內買奶粉，卻尋不見一歲多的兒子所需要的品牌。“正趕上小孩要戒奶的時候，奶粉荒發生了，到處都買不到奶粉，我們就很心慌。”心急的廖偉棠在微博上求助，結果靠住在香港離島(屬於香港的小島)朋友幫忙才買到幾罐奶粉，好歹挺了過來。
“其實奶粉短缺在過去幾年也曾出現過，但今年新年前後情況特別嚴重，”香港媒體編輯彭偉豪，女兒還不到兩歲，他分析說：“去年龍年，內地出生的嬰兒增加了不少，春節前好多內地人來香港採買奶粉，水客也在囤貨。”
據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稱，今年1月收到的奶粉投訴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其中超過四分之一與供應不足有關。
自2008年奶粉業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後，內地消費者對國產奶粉喪失信心，開始轉向消費港版奶粉和在香港出售的原裝進口奶粉。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香港消費者要面對與內地的“奶媽奶爸”爭搶香港奶粉的壓力。
根據香港政府的數據顯示，在2006年至2012年間，香港本地市場出售的配方奶粉數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本地出生的嬰兒增幅僅為1.2至1.3倍，說明配方奶粉的非本地需求的比例更高；而據香港食物及衛生署2012年11月的統計數據，香港每月進口約400萬罐奶粉，其中約300萬罐經香港中轉出口，大部分被水客運往內地。
於是，在香港，一方面奶粉被大規模中轉出口，而另一方面本地家長因買不到奶粉而怨聲載道，繼而將矛頭指向來自內地的採購者和水客。
為確保嬰兒奶粉供應，2013年3月1日，香港開始實施針對奶粉的出境限制令，規定離境人士所攜帶出境的配方奶粉每人不得超過1.8公斤(約兩罐)，違反者最高可被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
新法出台後，過去經常斷貨的超市、藥店，逐漸補足了最緊俏的幾種進口品牌奶粉。廖偉棠終於不再為兒子的奶粉發愁，但也因支持港府的這一政令，卷入了一場與內地網民的口水戰：
“去不了香港的屌絲娃就活該喝毒奶了？”網民“衝鋒的豬”質問道。
“屌絲之為屌絲，是因為他不懂反抗。”廖偉棠迅速反擊。
在他看來，內地家長一開始就應該向政府施壓：“正是有這些不批評政府卻批評香港的人存在，才會有毒奶！” 3月10日晚，雖然已經被內地網民“圍剿”得疲憊不堪，但面對《南都周刊》記者的提問時，廖偉棠仍然頗為強硬地堅持自己的觀點。
保衛奶粉
這並不是廖偉棠一個人的戰爭。
早在1月，香港網民就集合力量，發起了“光複香港，還我奶粉”的線下行動。1月27日，幾十位網民在旺角東車站外見到水客就上前圍堵，警察不得不出面調解；此前還有網民將一張內地游客在港購買很多奶粉並裝入旅行箱的照片貼在facebook上，並稱“搶奶粉賊不止在上水，他們已經入侵港九個區。”
在他們在抗議聲明中，將矛頭對准自由行，要求“開拓其他國家旅客來源，取回入境審批權，政策制定以港人利益優先”；在他們的行動中，“蝗蟲”成為內地水客的代名詞。
“去年香港針對內地游客發起‘蝗蟲論’的時候，我曾經做出過努力，表示反對。”也正因為這樣，廖偉棠曾與推崇“城邦自治”的《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就這一議題在facebook上進行辯論，結果把兩人本來不錯的朋友關系搞得很殭。為此，香港“右翼群體”在高登論壇上(香港本地網絡論壇)還把廖偉棠劃為他們眼中的“左派”。
2013年之後情況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在看到廖偉棠在奶粉問題上的表態後，“右翼群體”恍然大悟：“這家伙原來是我們的人！”
“人為、粗暴的劃分派別，不光內地有，香港也有。”這位語氣溫和的詩人很無奈。
從2012年年底到今年2月，在“奶粉荒”最嚴重的這幾個月里，運送奶粉的水客、購買自用奶粉的普通內地游客，甚至連香港的藥店、超市，都成為部分港人眼中造成奶粉荒的罪魁禍首。
位於銅鑼灣時代廣場對面的“人民公社”書店，兼營進口奶粉已近十年，老板鄧子強說，2008年之後，內地消費者開始取代香港人，成為店鋪里奶粉的主要顧客。
鄧子強對《南都周刊》記者說，書店會時常向外派發奶粉傳單，有一次傳單被掃描放到高登上，結果他一晚上就接了三百多個恐嚇電話，“說我向內地人賣奶粉，是‘香港叛徒’。”
在語言與肢力暴力之外，香港健康的市民社會也開始展示力量，本地父母們開始了自救行動。有家長在“親子王國”網站交流搶購奶粉心得，轉讓手中多余的奶粉。
一位家長問：很多人搶購美素奶粉，那惠氏奶粉會不會同樣難買到？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係內地賣廣告果□都比較難買(在內地做廣告的奶粉品牌都比較難買)。”
另有家長在該網站提議：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子女派發糧票，憑票到指定民政事務處換購奶粉，同時規定奶粉商須預留足購存貨給政府。媒體將此呼籲稱為“港人港奶”行動。
26天緊急立法
就在奶粉成為香港社會問題的時候，今年1月下旬，香港學界、時評界人士展開了一場論戰，為解決奶粉荒問題提供“出口”。
時事評論員黃世澤建議，可通過動用法律手段限制奶粉出口。一方面將奶粉列為“儲備商品”，在香港《儲備商品條例》中加入嬰兒食品一項，就可以禁止內地游客未經批准攜帶大量奶粉出港的問題，並強制奶粉進口商的存貨量以滿足香港的需要；同時也可通過修改《進出口條例》，禁止輸入或輸出任何商品，或對進出口個別商品實施限制，以達到限制奶粉出口的目的。
但香港公開大學副教授李德成卻認為，此舉增加了海關人員的管治成本。他建議“寓禁於征”：在進口層面對奶粉征收重稅，再以現金補貼香港居民購買奶粉。為減少行政費用，他建議補貼經費以一次付清或每年一付的形式支付給本地嬰兒家長，以四年為限。
另一位在香港頗有公眾影響力的評論員練乙錚表示，“在當今特定的體制環境下，所出問題的性質是經濟的，傳到香港，導致本來好好的香港市場機制失靈。”他認為，解決市場失靈最低成本的辦法，就是在香港海關向出境者征收奶粉離境稅，而非限制出境。
意見領袖們提出的方案得到了政黨集團的支持，並得以進入港府決策程序。1月28日，立法會議員、香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以黃世澤方案為藍本，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修訂《儲備商品條例》，以限制奶粉出口。
另一位立法會議員範國威也在當天提出，應同時修訂《進出口條例》(第60章)及《儲備商品條例》(第296章)，以禁止從香港出口配方奶產品行為。
民間社會運動與意見領袖的游說雙管齊下，令港府不得不匆忙行動。2月4日，香港立法會食物安全及衛生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香港奶粉短缺問題。在會上，自由黨副主席、代表批發與零售界的香港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方剛，對限制令提出強烈反對，他認為，港府一旦介入奶粉市場調節，將破壞香港自由市場地位，“樹立壞榜樣”。
而受到“囤積居奇”指責的美素佳兒和美贊臣兩大奶粉公司方面則表示，已增加本地奶粉供應量，並保証不會漲價。
2月4日當天，香港食衛署署長高永文公開表示，由於“零售供應鏈失效”，建議修訂《進出口(一般)(附屬)規例》，並從2月7日開始的短短12天時間內，開放向公眾的意見征詢。
港九藥房總商會在向政府提出的建議中認為，“父母之恐慌源於短時間內未能買到其所需要之奶粉，部分品牌於傳統零售店貨源不足，部分供應商與零售點缺乏溝通，消費者對貨源缺乏資訊。”零售管理協會還建議政府延長征詢期，因為12天征詢期還包括了七天春節假期。
但這個延時建議沒有被採納。食衛署署長高永文表示，“考慮到春節後水貨活動可能卷土重來，必須從速立法。”
2月22日，香港政府正式在憲報刊登《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建議規定除非獲工貿署署長發出許可証，否則禁止從香港輸出供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粉，包括奶粉或豆奶粉。規例限制每名16歲以上人士每日只可攜帶1.8公斤奶粉出境。此規例於3月1日正式生效。
在宣布立法的同時，港府開設了熱線電話，本港家長可以電話預約訂購奶粉。廖偉棠說，熱線開通一星期後，奶粉恢複供應。於是，他正式給小孩戒奶。
挽回民望？
在不到一個月的短時間里，港府破例快速立法，罕見地未經立法會通過就直接生效一項法令，倉促間，在內地與香港引起了很大的反彈。在新浪微博，光“香港奶粉限購”就有近90萬個帖子。
廖偉棠認為，在此次奶粉風波中，內地網民對香港的政策出台原因、刑罰實施細則缺乏了解，港府負有解釋不力的責任。而他一條關於限制令的長微博，反倒讓自己成了港方的新聞發言人。
零售管理協會曾在征詢建議中預估，限制政策並不能真正限制水客，反而會激勵那些不受攜帶奶粉限制約束的人群做水客，且未必可解決個別零售點奶粉短缺現象。
店家鄧子強也認同這一判斷，在接受採訪的一小時里，他先後接聽了四通電話，每次都用稍稍拗口的普通話向內地大宗買家解釋：由於港府新政策，現在從店里向內地發貨，成本提高了，每罐奶粉付給水客的運費要增至60港幣。電話那一端，對方無一不是一口答應，並對漲價行為表示理解。
法令生效一周後，葉劉淑儀表示，該措施應在一定時間內作檢討，但不能明確何時失效，否則只會讓走私奶粉行為死灰複燃。
在香港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方剛看來，香港政府如此著急推行此令，不過是為了挽回民望。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統計，自上任以來備受低民望、誠信缺失困擾的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年二月初的民意評分僅為46.3分(滿分為100)，跌至上任以來新低；限制令出台後，二月末調查結果顯示，梁的民意得分上升至48分，民眾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率也上升了兩個百分點。
自由港還是自殺港
香港是否真的奶粉緊缺？早在今年2月初，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主任雷鼎鳴教授就曾撰文表示，總體而言香港奶粉不算缺貨，若說偶然缺貨，通常是局部地區性的，或是指一個品牌某個階段。
他的這一判斷得到了鄧子強的印証。鄧子強表示，農歷新年前後出現的“奶粉荒”，主要是美素佳兒與美贊臣兩大進口品牌的短缺。但這兩家奶粉商都曾向媒體公開表示存貨足夠，值得畫問號的是掌管本地市場的供應商，“(他們)希望漲價，多賺錢嘛”。
但對廖偉棠這樣的家長來說，即便是短期、個別品牌的“奶粉荒”，也會導致“人心慌”。“我們從來不囤奶粉，一直認為買到奶粉就跟能買到醬油一樣容易，從來沒想過，還要在微博上求助，”廖偉棠說，“所以之前覺得很焦慮，一直壓力很大，有時候在微博上也容易激動。”
廖偉棠在微博中說，香港的境外奶粉存在進口配額問題，因而不能無限供應。對此，雷鼎鳴教授有不同看法：“香港根本不是奶粉原產地，最多算是轉口港。理論上，就算需求增加，奶粉也可近乎無限量輸入增加供應。人口200倍於香港，但內地人購買香港奶粉的仍是極少數。香港奶粉的轉口量就算10倍甚至100倍於本地消費，慣於面對世界市場的香港為什麼不能應付？”
他認為，現在港人對內地客人買奶粉感到刺眼，只是因為轉口的形式是螞蟻搬家，不是大規模的貨運，“效率低下而且擾民”，所以問題不在市場是否被巨大的需求扭曲。“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限定出口配額是所有備選手段中最壞的政策，明顯違背自由貿易原則。”雷鼎鳴向《南都周刊》記者表示。
但對廖偉棠來說，所謂“自由市場”理論，還不如幾罐奶粉更真實。“有些原教旨市場主義者認為港府的規定破壞了自由貿易原則，但很多東西不是用錢解決的。”他在微博上跟一位網民爭論說，“我們可以接受買貴奶粉，但不接受買不到奶粉。”
“我本來就不是極端市場主義的信奉者，而且美國、香港以前都有過政府幹預經濟的措施。”被視為“自由派詩人”的廖偉棠，此次在奶粉問題上的發言，令不少熟悉他的內地民眾感到陌生，有人給他扣上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信奉者的帽子。
“問題是沒有義務說我孩子吃不上飯還要知恩圖報，”廖偉棠說，“這個城市只能自保，自由港不是自殺港。”
支持限制令的香港社區發展培育動力政策研究員林鴻達也表示：“貿易自由”與“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相比，“任何一個向人民負責的管治者必會採取後者的立場。”
但在雷鼎鳴看來，香港政府正在向民粹主義低頭。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的呼應，後者質疑港府修改法例是出於擁抱民粹的考慮。他在全國“兩會”期間表示，香港政府的做法不符合基本法第115條有關保障自由貿易的條文，“會危害到香港自由市場的聲譽及地位。”
對此，特首梁振英的回應是，限制措施是“迫不得已”，非出於迎合民粹，目的是確保本港嬰兒有奶粉供應，希望內地民眾可以理解。
自由行帶來的矛盾
“奶粉新政”生效兩天之內，香港海關至少已經拘捕25人，檢獲115罐奶粉。在微博上，許多原本同情港人的內地網民認為，此項刑罰太重，有歧視內地同胞之嫌。但香港保安局局長黎國棟表示，“罰款50萬元港幣、監禁兩年”只是最高刑罰，通常情況下不會採用。
一些內地網民認為，香港的“奶粉新政”完全“忘恩負義”。在他們看來，內地赴香港自由行的開放，對香港經濟發展也作出了貢獻。2003年 “非典”時期，香港經濟蕭條。疫情過後，為刺激香港經濟複蘇，內地開通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同時簽署CEPA。十年來，僅從深圳邊檢進出香港的內地游客就達16億人次。
但也正是“內地恩賜香港”的心態招致了香港人的反感。談到內地自由行對香港經濟帶來的“恩惠”，廖偉棠更是感到不平：“好多人說(內地)自由行，香港從中獲益，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做生意，都能從中賺錢的。”
在廖偉棠看來，自由行帶來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物價漲得厲害。在內地游客最多的油尖旺一帶，“原來很多的民生小店都被迫搬遷，商家會把店鋪租給那些做游客生意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書店，原來有很多二樓書店，現在都沒有，改到三樓、四樓了。”
以香港島最繁華的銅鑼灣商業區為例，今年1月，經營了42年的老店“利苑粥鋪”因無法維持高昂的店鋪租金而關閉。自2012年至今，整個銅鑼灣地段已有12家老字號店鋪因租金上漲而被迫停業或搬遷，其中時代廣場的UA戲院讓位於LV店，新店租金達2000萬港幣。推開這間LV店門，講普通話的消費者比比皆是。
過去十幾年間，內地“雙非”父母在香港產子，不僅導致醫院里香港本地孕婦的床位緊張，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生於香港的孩子又開始面臨與香港本地學生爭奪學位的問題。
“沒有自由行，香港好多了。”現在，廖偉棠總覺得十年前的香港更美好。
廖偉棠的父親是香港人，媽媽是內地人，他與弟弟妹妹只能生活在內地，一家人不能團聚。1997年8月15日，因為“回歸”新政，22歲的廖偉棠以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身份成為001號獲准來港者。作為新移民，他經歷了這15年來內地與香港的摩擦。
在經濟與社會形態逐漸遭到“大陸化”的威脅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驟然上升，“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社會資源層面的分配問題令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族群矛盾突現出來，港人的身份認同再次成為族群矛盾的關鍵。
在兩地矛盾加速擴大的背景下，寄望於香港奶粉反哺內地，無論從情感還是現實出發，都顯得有點失衡。
“我的孩子在我的城市吃什麼，是他的自由和權利，”廖偉棠說，“你硬要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城市應付十數億人口國家的需要，這是不可能的。”
話音剛落一周，他又在微博上抱怨起來：許多內地同胞信不過國產水痘疫苗的品質，帶小孩來香港接種疫苗，導致私立醫院疫苗缺貨；已經向醫院預約接種三個月的兒子初初，至今排不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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